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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. 抗戰中的“雞犬不留”

        ——“動物大軍”長征的艱辛故事

        發稿時間:2018年04月03日來源:校報作者:王德

        我的父親王酉亭,1901年生,江蘇漣水人,東南大學(中央大學的前身)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畢業,抗戰期間擔任中央大學畜牧場技師、場長。
             1937
        七七事變后,抗日戰爭全面爆發,八一三淞滬之戰硝煙驟起。814日,日軍轟炸機襲擊當時的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,局勢萬分危急。10月底,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開始組織全校西遷。119日,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重慶。11月中旬,上海失守,戰火向南京繼續蔓延。124日日軍逼近南京郊區,槍炮聲日夜不停,南京城已是一片混亂。
        在南京淪陷的前幾天,羅家倫最后一次巡視檢查學校。四牌樓本部已經人去樓空,他來到了丁家橋農學院畜牧場。校長集中職工宣布遣散,并與我父親王酉亭等人落淚話別。他再三叮囑我父親:敵人逼近,這些余下的牲畜,你可遷則遷,不可遷也可送人放棄,我們也不會怪你。說完這些話,羅家倫哽咽了。
        羅家倫走后,我父親當即召集了畜牧場的留守職工會議。大家認為:中央大學畜牧場從外國高價引進并飼養多年的家畜家禽,是教學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種,也是國家財產,必須不惜一切代價,把沒能遷移的動物護送到重慶,送給遷到那里的中央大學,絕不能留給日本鬼子!

        然而南京和重慶之間遠隔萬水千山,現在又是炮火紛飛的戰爭時期、緊急狀態,怎樣才能把這1000多只動物安全轉移呢?36歲的場長王酉亭臨危不亂,果斷決策,立即指揮分工,動手趕制板條木籠,籌集資金、醫藥、糧草及必需的物資,做好動物西遷的準備工作。
        兵臨城下,南京城里到處都是四散逃亡的老百姓。此時此刻,沒有什么比生命更為重要。保住身家性命已成戰火中人們的唯一愿望,沒有人會為了牛馬豬羊雞鴨鵝而將自己置于險境!

            128日,南京已成圍城之勢,情形更加危險。東南西邊都被日軍包圍,天上敵機輪番轟炸,地面槍炮聲晝夜不斷,唯有長江北岸日軍尚未到達。129日的千鈞時刻,我父親凌晨帶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邊,高價雇用四條大木船悄悄駛至下關。當天晚上,畜牧場職工除少數人解散回家外,其他人員全部出動,分頭將畜牧場的牲畜集中。雞鴨鵝兔等小動物裝箱進籠,并置于牛馬背上馱運,豬、羊等家畜則驅趕隨行。他們出挹江門,趕到下關的江邊上了船。四艘大木船連夜迅速駛過長江,在槍炮聲中到達浦口上游登岸。這支16人的隊伍及家禽牲畜上岸后,就馬不停蹄地沿著浦鎮至合肥的公路驅趕前行。
             4
        天后的1213日,古城南京淪陷。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已經開始,來不及撤離的數十萬市民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劫難——南京大屠殺。重任在肩的王酉亭,毅然率領動物大軍日夜兼程,行進在遠離南京百十里的路上……
        曾經擔任蘇北建設局長,為治理淮河而走遍蘇皖豫地區的工作經歷,為我父親制定西征路線、規避戰亂兇險提供了難得的便利。
        為早日遠離戰場,我父親命令全隊人員晝夜兼程前進,除中途需飼喂家禽牲畜外,不得片刻停留。經過江浦、全椒,12月底就過了合肥,往河南信陽方向進發。
        一路西行,長達四百米的動物大軍就像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,行進非常緩慢,每天也只能走一、二十里路,有時侯走一兩天還要歇好幾天。我父親只好雇傭沿途農民的板車、毛驢車拉著走得慢的動物加速西行。動物生了病,他們就用帶出來的有限醫藥,并沿途采摘草藥進行診治。一路上,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解決動物的伙食問題,必須花費很多時間采購動物飼料。如加州牛、荷蘭牛、澳洲馬等,在和平環境下有專人配制飼料。但戰時趕路缺乏條件,我父親和職工們只有想方設法,向沿途農家購買飼料、糧食,粗細合理搭配,精心飼喂這些動物。
        眼看天氣逐漸寒冷,合肥已經失守,形勢日益嚴峻。離鄉背井,杳無音訊,我父親深感肩頭壓力倍增。風霜雨雪,日夜兼程,動物大軍終于在1938年春節趕到豫皖兩省交界大別山北麓的六安地區的葉家集,暫時到達相對安全的地方。戰亂時期,物品奇缺,價格昂貴,除了保障動物飼料外,人則以不倒下為原則,粗茶淡飯、吃糠咽菜,勒緊褲帶能省就省,即便如此有限費用也快耗盡。此時正值隆冬季節,天寒地凍,人困馬乏,動物斷料人斷糧,困難重重之中繼續前行是不可能的了。
        我的父親隨即致電重慶中央大學,告知所有動物已全部帶出南京,在安全地帶正往重慶趕,但給養費用確實困難。意外接到電報的校長羅家倫驚喜交集,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,這些良種畜禽還有希望失而復得,立即安排急電匯款至葉家集郵局轉交。
        隨后,動物大軍繼續沿著河南商城、光山一線往信陽方向,行進在大別山北麓的丘陵和原野間。這支隊伍前有幾人導航,牛馬開道,豬羊等后續。隊伍行進時,兩側各隨警衛多人,以防動物中有越軌行為或相互撕咬;后有押隊三四人,并兼收容掉隊者。我父親身背雙筒獵槍,手推著自行車,時而在隊伍最前方引導,時而尾隨隊伍督促趕路。眾人齊心協力,牽著牲畜,吆喝牛羊,晝行夜宿,艱難前進。

        我父親生前曾經對子女敘述過西征途中的幾個故事——
        地圖、自行車和雙筒獵槍;路遇土匪搶劫,勇敢搏斗,國軍相救;日軍燒毀村莊,敵機炸毀橋梁;逃難人群、散兵游勇、游擊武裝;一份中大證件、一路聯絡交涉、殺豬送奶慰問抗日隊伍,贏取行進路條,補充隊伍給養;群策群力,斗智斗勇,化險為夷……
        戰時兵荒馬亂,大批難民也沿著這條道路西撤。前方既有軍隊撤退后方,也有大部隊開往前線。一時間,狹窄道路成了人來車往的混亂通道。路途中躲避戰禍的人們瞠目結舌,他們從沒看過這樣的一支浩浩蕩蕩、長達數百米的“動物大軍”。沿途樸實的農民都會來圍觀,人們十分好奇:這些人趕著大群牛羊要去何方?
        少數由前線潰散西撤的國軍和部分散兵游勇,紀律性很差。這些頗以勞苦功高自居的隊伍見到這批西撤“大軍”,竟然順手牽羊,動手抓走雞、鴨、鵝來犒賞自己,讓人奈何不得;路途中多次險遇橫行霸道、攔路搶劫的土匪。冒著生命危險,一路斗智斗勇,巧妙周旋、涉險過關。
        我父親原計劃沿著大別山北麓行進,到達信陽后乘火車南下武漢,再由漢口乘船西上重慶。無奈此時寒冬已經來臨,經過數月緊張奔波的“動物大軍”,已經人困馬乏,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。我父親急電重慶中央大學請示,得到回電要他們暫停行軍,尋覓安全地帶休整過冬。于是,他們找到僻靜安全的山村駐扎休整,等待春暖花開時再繼續西進。因為天寒地凍,點燃篝火取暖,但還是有些兔子和小動物被凍死了。意外可喜的是,在山村休整期間又陸續誕生了一些幼畜,我父親還破冰擔水、寒夜挑燈為兩只牛犢接生,為大家帶來了新的希望……

        19383月的春天來到大別山北麓時,這支動物大軍繼續啟程西征。19384-5月徐州會戰前后,他們才過了商城,6月中旬到達潢川附近。我父親本想此時率隊翻越大別山,南下直趨武漢。但當地人執意勸阻,告知山區野狼成群,恐一旦攻擊實難抵御,所以放棄這一計劃,仍循公路向信陽西進。
        此時梅雨季節來臨,整日霪雨霏霏,道路泥濘難走。公路上晝夜奔馳西撤軍隊和各路難民,各種車輛擁擠不堪,動物大軍只得改行鄉間小道。直至8月中旬,隊伍才到達信陽附近。此時日軍已開始逼進武漢,軍民緊急疏散,由信陽奔往武漢已不可能。
             1938
        1025日武漢淪陷,西遷的動物大軍只好向桐柏和武當山區行進。層巒疊嶂,道路崎嶇,風餐露宿,大家忍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各種艱辛。路途中他們親眼所見:橋梁已被炸毀,村莊燃起大火,前方道路又被日軍占領,更激起大家的抗日義憤。危急關頭,我父親急中生智,帶領動物大軍從鄉間小路繞行,冒著日寇轟炸的炮火,多次突破封鎖線,在追剿和槍彈中前進……
             1938
        11月上旬,這支堅韌不拔的動物大軍在耗時一年、歷經五省、行程四千多里后抵達湖北宜昌。我父親趕到宜昌后,立即聯系了當地交通部門的負責人。他們深為中央大學教工們的抗日愛國精神所感動,同意無償安排船只、擠出艙位運輸這些動物到重慶。幾天后,他們在宜昌登輪西上抵達重慶,終于進入市郊沙坪壩的中央大學畜牧場。
        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在晚年回憶錄《逝者如斯夫集》中寫下了與動物大軍在重慶見面的難忘場面——
             “
        在第二年(1938年)深秋,我由沙坪壩進城,已經黃昏了。司機告訴我說,前面來了一群牛,像是中央大學的,因為他認識趕牛的人。我急忙叫他停車,一看果然是的。這些牲口經長途跋涉,已經是風塵仆仆了。趕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個技工,更是須發蓬松,好像蘇武塞外歸來一般。我的感情震動得不可言狀,看見了這些南京趕來的牛羊,就像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,我幾乎要向前去和它們擁抱。當我和這些南京的故人異地重逢時,心中一面喜悅,一面也引起了國難家仇的無限憤慨,我眼中的淚水也不禁奪眶而出了。
        當時,中央大學及附中、附小師生、家屬近萬人,聞訊全部從教室和家屬區里擁出來,排成兩行隊列熱烈鼓掌,就像歡迎從前線出征回來的將士一樣。此情此景,盛況空前。家人校友久別重逢,我父親王酉亭和同行員工已是衣衫襤褸、疲憊不堪,此時也禁不住熱淚盈眶……
        對此,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無限感慨:抗戰時期的兩個大學有兩個雞犬不留——南開大學雞犬不留,是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全炸死了;而中央大學雞犬不留,全部都搬到重慶了。我的父親王酉亭到達重慶后,中央大學的師生們都十分尊敬他,譽之為中大的焦大”“中大的有功之臣
        本文作者王宗元、王德,系王酉亭之子。

        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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